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演进以及受“婴儿潮”的影响，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变动出现了低增长甚至是零增长和负增长趋势。着眼于中国，为了缓解人口增长过快，调节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有限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和少生。在人口政策介入和避孕知识、技术和药物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出现了快速下降，1992年“38万人生育率调查”显示当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5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也先后得到了1.22和1.18的较低生育率。随着2014年“单独二孩”和2016年“全面两孩”的先后实施，我国的出生人口有了阶段性的上升趋势，但仍未达到我国人口预期。2021年5月，党中央继续放宽生育政策，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完善生育休假、保险制度、税收优惠、住房等配套措施以优化生育政策。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至此，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基本实现了严格向宽松的转变。

“全面三孩”政策是在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又一新的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补充性考虑。在生育数量集中释放的短期堆积效应消散后，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比2018年再降58万人，而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比2019 年减少265万人，降幅高达18%，甚至2020年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1.3，数据充分说明目前育龄人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生育水平低迷不仅是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经济发展、育龄人口生育观念变化等社会经济因素逐渐超越政策因素成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关键，如今的育龄人口在对多孩生育的决策中表现得更为审慎和理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日渐趋于理性化。人们普遍的共识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始于婴幼儿抚养物资的消耗（如妇女生育、护理、婴幼儿奶粉、尿不湿、衣服、玩具以及其余各种婴儿用品的消费），伴随着儿童的生长周期后续还会涉及教育、住房等消费领域。对于中国家庭来说，育儿成本很大程度体现在教育支出上，生育政策的放开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各类辅导班和兴趣班等教育支出进一步扩大。在经济成本之外，养育子女的非经济成本（如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等）也在不断扩大。当然，生育养育子女并不只是一个纯消耗成本的过程，这一行为也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的效用或收益。最直接来看，生养子女除了会带来传统的养儿防老，待老年后子女对自己进行经济赡养和生活照料。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不断完善，相关养老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情感支持”等非经济效用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南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陆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