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核心使命。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城市更新作为一项国家行动，其知识体系构建具有怎样的样本意义？近日，城市更新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城市更新概念的系统阐释者于今指出，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正是一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革命。这场变革始于一场静默却力量惊人的“术语革命”，成于一套扎根中国大地的价值与方法论，最终指向为人类城市文明贡献新选项的远大前程。

一、 话语自主：回应“中国之问”的主体性建构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要在于确立明确的主体性，回答如何基于自身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话语的“中国之问”。于今强调，这一建构始于语言与思维这一最根本的层面。一切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演进，都深植于其赖以言说和思考的语言系统之中。中文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母语，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独具优势的思维载体、价值载体与概念生成土壤。它承载着独特的认知方式、价值排序与文化语法。没有语言与思维的真正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便如无本之木。因此，中国城市更新的知识创新，其首要标志便是自觉运用本民族语言，精准定义和阐述自身实践中涌现的核心问题与解决方案，而非在西方术语的既定框架里做搬运工或注释者。

在西方语境中，城市改造因历史负担、价值导向与政策目标的差异，形成了内涵侧重各异、彼此区隔的概念谱系，例如：“Urban Renewal”常伴随大规模清除与重建，具有特定历史包袱；“Regeneration”更侧重经济与文化维度的“再生”；“Revitalization”则强调活力的重新激发。 这些术语背后是西方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与特定社会矛盾。汉语地区内部术语亦呈现流变与移植特征：台湾省沿用的‘都市更新’，其制度内核主要是对西方‘Urban Renewal’模式的本土化移植；香港特别行政区长期使用‘市区重建’，近年为对接国家战略，在政策层面广泛采纳‘城市更新’表述。

唯有在中国大陆，基于对本土实践的深刻洞察与深沉的语言自觉，“城市更新”自本世纪初于学术与政策研讨中被凝练提出，便承载了综合性、系统性的原创内涵。其演进脉络清晰展现了从学术自觉到国家战略的完整链条：从早期学者的前瞻性论述，到2009年深圳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率先破题；从2018年国家部委政策奠基，到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认；直至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其提升为“国家行动”，并在2025年获得中央顶层设计的全面指引。 这一过程，成功塑造并固化了一个统摄物质空间改造、社会治理优化、历史文化传承和民生福祉提升的综合性、本土化核心概念，完成了在该领域从“概念输入”到“话语定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是政策术语的变更，更是在认识论层面，以母语为工具，对“城市发展”这一复杂现实进行的重新界定与理论赋义，标志着主体性建构在知识生产起点上的实现。

二、 价值重构：回应“人民之问”的元价值奠基

话语自立是形式，价值内核才是灵魂。于今明确指出，这套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层内核在于其鲜明的价值立场，直接回应“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人民之问”。这使其在哲学基础上，与西方城市更新史上常与“资本驱动”逻辑紧密关联的模式形成本质区别。

中国的城市更新，则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元价值，旨在推动城市空间属性从对“交换价值”的单一追逐，根本性地转向“使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复归。这不仅仅是目标宣示，更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得以保障的实践准则。重庆戴家巷更新前召开二十余场居民议事会精准收集诉求，北京劲松社区通过“参与式预算”让居民决定改造优先级，广州永庆坊在改造中坚持“留人留魂”以延续社区生态。这些实践共同构建了一种超越传统资本逻辑的“人民城市政治经济学”，将公平正义、社会融合与文化传承内化为更新的成功标准，彰显了中国方案独特的道义力量与制度优势。

三、 范式创新：回应“时代之问”的方法论集成

回应“时代之问”，需要一套能够系统应对复杂性与技术变革的方法论。于今阐释，中国城市更新知识体系贡献了“城市有机生命体”这一核心认知模型，及与之配套的“系统治理”范式。

由此催生了“先体检、后更新”的科学路径，其内核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医学“整体观”与“辨证施治”的智慧。 这超越了机械工程思维，倡导像中医一样，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进行全局“望闻问切”式的系统诊断与“扶正祛邪”式的整体调理。 在实践中，这体现为反对“大拆大建”的外科手术式改造，转而推崇“腹针灸式”的微更新——精准介入关键节点，以最小干预激发系统活力；以及“织补式”的功能完善——修复城市肌理，延续历史文脉与社会网络。 同时，它将“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这一中国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新过程中的“共识性生产”机制。在数字化时代，该方法论积极融合前沿技术，构成了回应“时代之问”的、融合了传统智慧、制度优势与数字技术的独特方案。

四、 实践验证：“三重重构”理论硬核的多元呈现

于今将上述价值与方法概括为“发展逻辑的三重重构”，这一理论硬核在实践中凝结，并得到充分验证与丰富。这三者并非孤立并列，而是构成了一个从价值到实践的严密闭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重构（为何更新）是元驱动，它决定了必须采用“城市有机生命体”的认知与范式重构（如何认识）来系统理解城市；而这一全新的系统性认知，又必然要求并引致发展逻辑在目标、主体与内容上的根本性重构（更新什么）。 三者环环相扣，共同回答了城市发展的根本命题。

一是目标重构，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质，体现在“微更新”与“留改拆”并举的精细化治理中。二是主体重构，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生态。三是内容重构，从物质空间改造转向经济、社会、文化、数字等多维目标的系统治理。从上海杨浦滨江的转型到深圳南头古城的共治，从苏州古城的保护到西安的渐进更新，类型各异的实践共同构成了“三重重构”理论坚实的实证基础。

五、 未来方位：作为“全脑城市”基石的更新实践

于今指出，城市更新不仅是解决历史问题的“修补”工程，更是面向未来的高阶城市治理体系——“全脑城市”——的关键组成部分与空间奠基。“全脑城市”理念意指城市应具备如成熟生命体般的全局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执行与自我优化的系统能力。中国的“全脑城市”探索，其核心前景在于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深度融合与相互增强。“全脑城市”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物联网、CIM、人工智能构成的“技术脑”的进化，更深层依赖于“党建引领下多元共治”这一“制度脑”的统筹与赋能。 在此范式下，当前的城市更新实践，实质上是在为未来的城市打造能够承载“双脑协同”的、健康可持续的“物理机体”与治理基础。

六、 全球贡献：回应“世界之问”的路径探索

中国城市更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其全球意义在于为“世界之问”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系统性的文明选择。它为全球展现了超越“资本驱动”单一逻辑、统筹效率与公平、兼顾发展与传承的新路径。尤为深刻的是，中国的“人民城市政治经济学”与“有机更新”范式，不仅是对西方“绅士化”（Gentrification）理论的批判，更是对“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等西方批判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设性回应与实践性超越，为全球城市治理的知识图谱贡献了来自东方的关键坐标。

要让这套由标识性概念构成的本土话语体系真正参与全球对话，需完成从“自主建构”到“有效传播”的跨越：其一，是概念的精准转译与深度阐释，构建国际学界可理解的理论框架；其二，是推动知识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韧性等主流议程的深度嵌合；其三，是开展基于实践的平等对话与共研，在“全球南方”语境中分享包容性更新的具体方法工具，使中国智慧转化为可资借鉴的“共享知识”。

“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于今引用这一重要论述作为指引。他强调，中国城市更新的探索证明，基于自身文明与实践，能够生长出既深刻回应本土“四个之问”、又具有全球启发意义的自主知识系统。展望未来，推动这一体系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系统支撑：建强创新平台、改革学术评价、培育贯通中西的人才，并有组织地推动该知识体系的系统化译介与国际化传播。这不仅是城市发展领域的范式革新，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展现自立自强、贡献东方智慧的光荣征程。（王文元）